问学必有师，讲习必有友，如下是编辑给大伙儿收集的9篇陈情表原文的相关文章，欢迎参考。
关键词： 翻译本质翻译目的忠实原则自由原则
在《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1923)一文中，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从哲学的层面对翻译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思考，并从哲学的角度解读了翻译的本质，在文中提出的诸多翻译观点是对传统翻译观的背叛。本雅明对译者任务的解读主要针对文学翻译的范畴，他认为翻译不是为了不懂得原文的读者而做的，正如“在欣赏艺术作品或艺术形式的过程中，观赏者的因素从未带给人什么收获，然而艺术作品却从未关注过人对它的回应”[1](陈德鸿、张南峰，2000)。
如果翻译不是为了不懂得原文的读者而作，那么翻译的目的何在？本雅明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翻译的本质，提出“纯语言”的概念，认为译者的任务是在翻译中通过再创作释放束缚在原作中的纯语言。由于“纯语言”隐藏在原作中，在翻译实践中很难把握，于是翻译便陷入不忠或不可译的窘境。本文从探究原文和译文的关系入手，重新审视翻译的目的与功能，以揭示翻译的本质。在此基础上，译者的任务被解构为语言和语用两个层面，从而突破了本雅明从“纯语言”层面对译者任务的单一解读，无疑对翻译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一、原文和译文的关系
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原作赖以存在的温床，脱离了那个特定的环境，原作的生命便宣告终结。一部作品如果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得以流传，就要归功于翻译。“翻译是一个脱胎换骨，灵魂转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语言的转换，原语言的土壤变了，原作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必须在另一种语言所沉寂的文化土壤中重新构建”[2](许钧、韩少功，2003:203)。正是由于原作所处的“文化语境”在译文中得以“重新构建”,从而原作在新的文化土壤中获得全新的理解，原作的生命在译作中得以延续。正如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所说：“正如生命的各种显示与生命的现象紧密关联而对生命没有意义一样，译文源自原文。与其说源自其生命，毋宁说源自其来世的生命……在译文中，原作的生命获得了最新的，继续更新的和最完整的展开。”[3](陈永国，2005)
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原文和译文地位的高低之争从来就没有定论。当一部译作获得了来世的生命，译文在译入语读者中与原文在原文读者中达到的效果相同，那么这部译作便跟原作一样成功。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一部译作很成功，它难道不是已经成为原文的他者？”[4](Marilyn Gaddis Rose,1997:5)翻译的论题通常在“忠实”观念的支配下展开，译者始终致力于寻找实现“忠实”的途径(如“神似”和“形似”、“异化”和“归化”),却对“忠实”和原文的“意义”这些概念本身鲜有质疑，导致译者的角色不停地变换，从最初对原文的“愚忠”到后来的“背叛”,再到后来寻求原文和译文地位的平衡(“形神兼似”),因而译文在对原文的忠实与背叛之间摇摆不定。尽管如此，在原文后来的生命里，其形式和意义都在不断转变。
二、翻译的目的和本质
1.翻译的目的
本雅明认为，译者的任务是“在翻译的语言里找出可以在原作内唤出回响的意向”。译者不但要从原文中找出两种语言的内在联系，而且要在译入语中表达出来，因而，翻译的终极目的是“表达语言内在联系”,即源语(source language)与目的语(target language)两种语言的内在联系。本雅明从“纯语言”的哲学层面来看待翻译，认为翻译是在纯语言的基础上进行的复制与创作活动。这与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的观点不谋而合：“翻译如同招魂/通灵(translation as channeling),即借助中介(译者)实现生者(译入语读者)与死者(原作者)的对话。”[5](卢玉铃，2004:57)
但是，如果译者完全忽视译文的受众，即译文预期的接收者，则可能造成读者读不懂译文的情况，原作者与译作读者的对话便无法实现，翻译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对翻译目的的解读应该在上升到语意的层面，实现两种语言的转换之后，最后落实到语用的层面，充分考虑译作在译作读者中的可接受程度。弗米尔指出：“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便是受众――译文预期的接收者。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生产的语篇。”[6](诺德，2006:15)
2.翻译的本质
“对翻译性质本身的认识会决定翻译方法的取向”[7](崔永禄，2001:3)。只有揭开翻译的本质，译者才能明确任务，进而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准确地译出原文。“翻译把作品置于一个崭新的面貌，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8](罗贝尔・埃斯卡皮，1987:139)。本雅明也把译文看作是原作的“来世再生”,从而使译文享有和原作一样的地位。他从文学作品翻译的角度分析翻译的功能与特点，认为翻译“并不是陈述事实或信息”[2](陈永国，2005:65),因为以传播信息为目的的翻译会陷入迎合读者的误区，以致无法传递原文的本质内容，产生拙劣的译文。
好的译文源于对原文的准确理解。从翻译的过程来看，翻译从对原文本的分析出发，终于文本的再造。阅读必须从作品本文开始，其目的既然是对作品进行诠释，自然要受到文本的制约。[9](艾柯，1997:27)由于存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差异，在目的语中不存在原文中对应的表达方式，两种不同语言的等值转换便难以实现。不仅如此，雅各布森所指出，尽管各种语言都有同等的表达能力，但是，如果语言形式也表达意义，如诗歌和双关语，可译性就受到了限制(《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s Aspect of Translation,1959)。
原文的可译性是翻译研究领域中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用某种语言表达出来的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精神风貌是否能够用另一种语言完全、确切地再现出来。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不是泛指两种语言之间能否相互传译的问题，指的乃是某些感情和艺术色彩，以及文化特色比较浓厚的作品，在传译时由于语言的差别而所能达到的译文确切性的程度问题”[10]。原文的不可译性是导致翻译的忠实与自由二者矛盾的根源。
三、翻译的忠实与自由原则
1.忠实原则
“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12](钱钟书)。正是由于原文和译文的语言具有本质的差异，译者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和语言风格的把握都可能出现偏差，译者忠实于原作的努力最终却会带来不忠的结果，忠实便成为翻译中难以实现的理想境界。
实现原文到译文的转化不是在译文中机械地复制原文的内容和形式，而是在译文的语言里塑造原文的指意方式，因为“原文毕竟提供了一个空间，提供了某种客观性和实在性”[11](许钧，2002:25)。尽管不可能实现对原文的绝对忠实，但译者不应放弃忠实于原文的努力，不仅要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而且要忠实于原作的形式，因为形式有时也表达意义，在诗歌翻译中，这一点尤为重要。
2.自由原则
译者既是原作的读者，又是译作的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进行阐释、再创作，将原作转换成译文，都离不开译者的主体性作用。正如鲁宾逊所说：“译者永远不是，也不应该被迫成为不带个人色彩的转换机器……翻译应当从人出发，特别是从译者的感受出发。”[13](谭载喜，2004:24)因此，即使是针对同一文本，不同的译者也会有不同的理解，甚至作出截然相反的阐释，由此产生不同的译文。
然而，发挥译者的主体作用并不是以译者为中心，也不是否定忠实原则。译者只需改变以原文作者为中心、以原文文本为中心的传统做法，充分考虑与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相关的社会、语言、文化因素，对原文作出尽可能忠实的解读，从而在译文的社会、语言、文化环境中准确地再现原文。
四、结语
尽管本雅明把译文看作原文来世的生命，打破了译文从属于原文的传统观念，从而让译文享有和原文平等的地位，但他从纯语言的角度阐释翻译的本质，并抽象地谈论翻译的忠实与自由，完全忽略译文读者的存在，否定了翻译的交际功能，这种观点在翻译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此外，由于纯语言难以把握，从纯语言的角度来理解翻译便让译者陷入窘境。在翻译实践中，再高明的译者也无法彻底解决不可译和忠实的矛盾，因此，本雅明所提出的理论只是翻译的理想境界。
在翻译实践中，对原文的忠实只能是相对忠实，不存在绝对忠实。尽管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会频繁陷入不可译的窘境，但可译性仍是翻译的本质。好的译文源于对原文的准确理解。译者只有充分考虑与原文语言相关的社会、语言、文化因素，对原文作出尽可能忠实的解读，才能在译文的社会、语言、文化环境中准确地再现原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要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又要坚持忠实原则，并努力促成二者的和谐统一，这是实现译者任务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A].W.本雅明。论译者的任务[M].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2]许钧，韩少功，关于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新老版本译者之间的对话[J].译林，2003,(03)
[3]陈永国，2005:4―5陈永国译。翻译与后现代性[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Rose,Marilyn and Literary Criticism [M].Manchester:St.Jerome,1997.
[5]卢玉玲。翻译的幽灵――评道格拉斯・罗宾逊的《谁在翻译？――超越理性论译者的主体性》[J].中国翻译，2004,(2).
[6]崔永禄。翻译的斡旋过程及影响这一过程的诸种因素[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2).
[7]诺德著。张美芳，王克非主译。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8]埃斯卡皮著。王美华，于沛译。文学社会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9]艾柯等著。柯里尼编。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M].北京：三联书店，1997.
[10]Allen, of Poetry and Poetic Prose:Proceedings of Nobel Symposium 110[C].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Ltdm,1999.
[11]许钧。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共鸣与视界融合[J].中国翻译，2002,(3).
关键词：语气；情态；称呼语；翻译
一、引言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篇是人们为表达现实世界的各种经历和人际关系而组成的意义单位，韩礼德称为元功能结构体（Halliday & Hason 1985：44）。其中人际功能指语言除了传递信息外还具有表达讲话者身份、地位、态度、动机等功能。（李战子，2002：10）
从人际功能的角度来看翻译，译者在以目的语读者为主体重新考虑整个文本的语篇建构，由于读者是处于另一种文化语境，因而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对源语篇中的人际意义进行跨文化建构。本文将以许地山的《落花生》两个英译本为案例，从人际功能中的语气系统、情态系统和称呼语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探讨如何利用人际意义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
二、语气系统分析
语气拥有不同的交际功能，能够实现不同的人际意义。语气分为陈述、疑问和祈使语气。陈述语气的功能是陈述观点和事实、提供信息；疑问语气提出问题以寻求信息。祈使语气表达劝告、希望、命令或禁止执行命令或请求。请看下例：
（1）母亲说：“让它荒着怪可惜，既然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辟来做花生园吧。”
（1a）Mother said， “It’s a pity to let it go to waste like that. Since you all enjoy eating peanuts， let us open it up and make it a peanut garden.”
（1b）Mother said， “It’s a pity to let it lie waste. Since you all like to eat peanuts so much， why not plant some here？”
可以从（1）中看到，母亲建议将荒地开辟作花生园的，（1a）（1b）分别使用了let us 和why not 两个短语，都表达了母亲的建议，虽然两者都使用了祈使语气，但是why not 更充分地体现了对话性，母亲的话语中要求着一种语言上的互动，使交际参与者看到一种参与协商的可能性，相比较之下，在要求对方给予互动的语气强度上，let us 就没有why not 那么明显和强烈。
三、情态系统分析
英语语篇中的情态所包含的对话潜势是直接表现的。根据系统功能语法，情态表达语气位于肯定和否定这两个归一度之间的状态。（郑元会，2005：73）情态在译文中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有词语表达如always， could， should等，小句表达如I am sure， I expect， I suppose等。请看下例：
（3）我说： “无论何等人都可以用贱价买它来吃；都喜欢吃它。这就是它的好处。”
（3a）“It is inexpensive，” I said. “Almost everyone can afford it and everyone enjoys eating it. I think this is what it is good for.”
（3b）“Peanuts are so cheap，” said I， “that anyone can afford to eat them. Peanuts are everyone’s favorite. That’s why we call peanuts good.”
通过例子（3）可知，“我”的表述是十分的肯定，具有归一度，（3b）中anyone具有这种肯定性，但（3a）中的almost作为一个低值情态隐喻暗含说话者对自己讲的话不敢确定，与原文背离，译者没有把握好原文中想表达出的确定性，因此，我认为，（3a）在翻译上有一定的缺失性。
四、称呼语分析
在语言交际中称呼语所蕴含的关系，是人际意义的重要内容，在建构交际者人际关系方面和语气及情态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翻译中不可忽视。（郑元会，2005：74）在《落花生》的原文中，但凡是“父亲”这个角色出现时，作者用的都是“爹爹”，只有在最后用的是“父亲”一词，笔者分析前文用“爹爹”，是为了体现父亲的亲切以及一家人关系的和睦，而最后用“父亲”则是表现出对父亲的尊重及信服。通过对比译文可知，译文1中对于“爹爹”的称谓全译为“dad”，对“父亲”则译为“father”，笔者认为译者忠实于原文，而对比之下，译文2则显得比较混乱，比如说，对原文中“爹爹”的翻译有的译成“daddy”有的译成“father”， 对“父亲”也译成了“father”，整体对比下来，感觉区分度不是很明显。
五、结语
本文在人际意义的指导下，以《落花生》的两个英译本为蓝本，具体从语气、情态、称呼语三个方面做出分析，期望能更好地将人际意义用于指导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
[1] Halliday， M.A.K.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M]. Victoria： Deak in University Press， 1985.
[2]李战子。 话语的人际意义研究 [M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3] 乔萍。 散文佳作108篇 [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关键词： 修辞隐喻 分类 翻译 方法
1. 引言
西方最初的隐喻研究发源于Aristotle（1954：63），他认为：隐喻在于用属于其它事物的东西来命名一物；他提及四种转用方式：从物类到物种，物种到物类，或从甲物种到乙物种，或通过类比。Aristotle 强调本体和喻体的相似性。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是隐喻的比较说（comparison theory）及替代论（the theory of substitution）。其代表人物分别为Black和 Quintiliant，前者认为说“甲是乙”等于说“甲像乙般什么什么”隐喻的意义是从相关事物相似的表意中得到的。根据取代说， 隐喻只是一种替代说法， 原意是“甲是丙”， 现用间接方法表达， 将意义完全相同的乙代替丙， 而说成“甲是乙”。Black（1962）认为“替代论”跟“比较论”很相近， 可谓“比较论”的一个特殊例子。这三种传统隐喻观的发展都认为隐喻是语言的非正常现象，使用隐喻的目的在于更深刻、简洁地描写心理过程、状态、概念、人、事物和属性，从而刺激读者产生兴趣，愉悦读者的感观。
2. 隐喻三要素
深刻理解英语隐喻是准确翻译英语隐喻的前提，英语隐喻理解的关键在于联系上下文透析隐喻的三大要素（喻体、本体及喻义）。喻体（image）即描述本体的项目；本体（object）是隐喻描述的对象；喻义（sense）即本体与喻体相似方面。安晓杰（2005）着重指出，喻体在比喻中起最重要的作用，喻体运用恰当，本体的特征和性质得以呈现和突出。本体与喻体相似的喻义通常不是单一的，一个比喻越早被人使用，其本体与喻体相似的喻义越是丰富。
3. 隐喻的分类及翻译方法
Newmark（1988：106）对隐喻的分法进行了探讨，将其分为“死隐喻”、“陈旧隐喻”、“常用隐喻”、“近期隐喻”和“初创隐喻”。作为修辞手段的隐喻，是极富诗意的一种语言形式，只有使读者领会了其中的韵味，才可以进一步领悟全文的精神，达到等效翻译的目的，因此，隐喻的理解翻译不容忽视。常用隐喻是最为活跃的，是本文讨论翻译策略的重点。
3.1 死隐喻
死隐喻是指隐喻义已成为词的基本义的一部分，或者说被词汇化了，通常情况下已看不出隐喻义。如leg of a table （桌腿）， brainwash（洗脑），dead issues （无人提及的话题） 等。此类隐喻可以选择直译的方法；但由于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不同，对于词语的理解和运用也不同，一些普通词汇在一些文化语境下就保留一些特殊的意义。这种情形下不能直译，需要意译如：a lucky dog （幸运儿）；She is a cat.（她是个包藏祸心的女人）。
3.2 陈旧隐喻
这类隐喻由于使用过多，使其生动性大大减低，但它仍可替代一些比较确定的想法，与死隐喻不同的是，陈旧隐喻还能看出比喻的痕迹。
3.3常用隐喻
常用隐喻是指已经确立的隐喻，它是一种有效、简洁的方式。常用隐喻即使反复使用，也会有特定的情感意义。这一类隐喻的翻译时需紧密联系语境抓住三要素，即本体、喻体和喻义。
3.3.1保留差异，等值再现。
在目的语中重现相同的喻体。这种方法在翻译单词隐喻时较为普遍，如：store of hope（希望之仓），beautiful symphony of brotherhood （兄弟情谊之美丽交响乐）；对复杂隐喻和一些习语来说，这种方法用得较少。但如果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存在较多的文化重叠时，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翻译。如：（1）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 可译成“笔墨胜刀剑 （=what someone writes can have more effect than violent action）” ，在此例中pen （笔），sword （剑），这些词不指具体实物，而是喻指力量、影响力。 又如：（2）She didn’t know whether Jack was a hawk or a dove. 译成：她不知道Jack是鹰派还是鸽派。这里的鹰派（hawk）是指主张使用武力或强硬手段的人，而鸽派（dove）则喻指主张和平的人。
3.3.2替换比喻，求异求同。
正如孙致礼（2000：359）所指，翻译中的最大困难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蕴。当比喻形象在两种语言（源语和目的语）存在文化意象的空缺和错位，且当差异不利于理解时，而目的语里恰有相对应的固定比喻，可用目的语有的比喻来替换，这种方法，使翻译时可译进深层含义。虽然结果可能使译后源语和目的语的语体色彩发生变化，但从审美角度看，客体形式的改变，正是为了产生相同的审美效果。如：
（3）You can’t make bricks without straw.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4）a fly in the ointment（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
3.3.3去叶留干，动态对等。
我们在对隐喻进行翻译时，倾向于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目的语，力争使它们在结构上和修辞作用上都十分相似。但如果隐喻在目的语和源语中的差异既不能保留，又没有合适的替换，就要像以Nida（1993）为代表的新翻译理论指出的那样：翻译的重点不应是语言的表达形式而是读者对译文的反应，还应把这种反应和原作读者对原文可能产生的反应对比。我们在翻译时需去叶留干，寻求动态的对等。把喻义直接翻译出来或把隐喻译成明喻。如：
（5）Passion was to go to sleep in the presence of Mrs. General and blood was to change to milk and water.（ 译：在杰纳勒尔夫人跟前，一个人的激情会变得麻木不仁，热血也会变成掺了水的牛奶。）
这种译法，也从语境上帮助读者深层理解，使得源语原有的意义成分缺省或增加，如运用不当，就会使得隐喻的情感和语用效果减弱，但这种方法能将原文的可读性转到译文的理解性上来。
3.3.4直译与意译交相融合。
有些隐喻，本体隐而不露，故使得此类隐喻的理解较为困难，在翻译时译者必须根据语境领会隐喻传达的韵味，确切地表达隐喻所表现的感染力，才能达到等效翻译的目的。译者在此情形下需把隐喻直译，再加上喻义，即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式。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综合了交际和语义翻译的方法。如：
（6）Every family is said to have at least one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可译为：俗话说，衣柜里面藏骷髅。（见不得人的事家家有。）
（7）Do not throw out the baby with the bath water. 别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别在去其糟粕的同时丢掉了精华）
3.4 近期隐喻及原创隐喻
近期隐喻是带有比喻意义的杜撰的新词语，在目的语中发展得非常迅速。原创隐喻表达了作家的一些核心思想，也是目的语词汇丰富的一个重要渠道。由源语作者创造并使用的隐喻，如“纸老虎”“落水狗”等。在翻译原创隐喻时可以采用多种方法，主要取决于译者想要强调喻体（image）还是喻义（sense）。
4.结语
意境的理解，喻意的挖掘，通常与语境要素密切相关，也离不开人脑的知识系统、概念系统和语言形象系统的相互作用。（徐莉娜，1999：21―23）因此，好的译文需再现隐喻产生的这种相互作用，否则就不能准确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文风，就不符合“忠实、通顺”的翻译标准。
参考文献：
［1］孙致礼。文化与翻译［A］.杨自俭主编。英汉语比较翻译［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安晓杰。动物比喻在英语修辞中的使用［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1）.
［3］徐莉娜。隐喻语的翻译［J］.中国翻译，1999，（4）.
［4］Aristotle.The Rhetoric and the Poetics of Aristotle.Intro.and notes Friedrich Slomsen.［M］New York：Random House Modern Library，1954.
［5］Black， and Metaphors.［M］.Cornell：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2.
与此同时，海德格尔著作的中译所含有的和所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从一方面来说，翻译本身就是一个解释学讨论的对象，是一个哲学论题。我曾在拙文“译还是不译”(《读书》，1996年第4期)中先列举海德格尔著作翻译的困境，并转引了奥特(Heinrich Ott)教授的观点：在海德格尔这里，我们似乎不能先翻译，然后再讨论译得如何与如何去译，而是必须在翻译之前先讨论是否可译的问题；尔后引出“译还是不译”的思想翻译之两难。对此问题我在拙文中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里不再重复：严格地说，翻译的可能性问题对任何一门哲学都有效。论文百事通它之所以在海德格尔这里凸现出来，是因为海德格尔的确代表着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在拙文中所举“Wer griB denkt，muB groB irren．”(“运伟大之思者，必持伟大之迷误。”)一例还过于简单，只能用来引出问题，远不足以展示他的语言游戏复杂性之万一。海德格尔用他的那些“Ereignis”，“Lichtung”，“Dasein”，“Geviert”，“BewuBt-sein”，“Heissen”，“Betrachten”，“Ek-sistenz”，“Entfernen”，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海德格尔式”的概念，一直将我们遇到了翻译问题的墙角。甚至连许多海德格尔的译者都在一边翻译的同时一边又毫不忌讳地感叹：海德格尔是不可译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现在面临的处境是：海德格尔仍在被翻译着，而且早在未讨论海德格尔是否可译之前，他已经被译出来了，因此我们实际上无须再讨论是否可译的问题，而是应当讨论如何去译的问题了。换言之，我们更应当对已有的海德格尔哲学的翻译问题做一个回顾和检讨，这种做法显然会更具实效。
本文试图关注后一个问题。笔者本人翻译海德格尔著述已发表的文字不足十万字，即使加上校对的工作，也不能算是海德格尔哲学翻译的“坎内人”，因而对此问题的提出和探讨有越组代庖之嫌，但同时亦有旁观者清之利。故而恃勇在此抛砖以期引玉。
一、译名的统一性问题
我相信，译名的统一性问题是哲学翻译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哲学通过判断而提出命题，通过陈述而得到表达；判断由概念组成，陈述由语词组成，它们构成哲学思想及其表述的基本砖块。中译概念或中译语词的混乱与不统一会使读者对原作的理解或是成为不可能，或是干脆导致误解，这恐怕已成为各个哲学译者的共识。但是，为了达到译名的统一，各个译者之间必须开展合作，在对译名的选择上作出求同存异的决定；而从至此为止的海德格尔哲学翻译状况来看，在这方面值得乐观的因素却又很少。大多数译者都认定自己的专有译名经过深思熟虑，因而不愿轻言放弃。现象学概念中译名的现状从总体上看要比德国古典哲学概念中译名的情况混乱得多。尤其是在海德格尔哲学概念上，而且是在其基本概念上，中译名的混乱与不统一已让人感到无所适从。
我们可以先以海德格尔哲学的最关键词“Sein”为例：大陆学者大都己统一译作“存在”，也简译作“在”，极个别的(如俞宣孟)也译作“是”；台港地区则多译作“存有”或“有”。由于大陆与港台语言习惯之间存在些微差异，因而造成海德格尔哲学译名的一些分歧，这本不是大的问题。譬如“Heidegger”是译作“海德格尔”，还是译作“海德格”；这取决于约定俗成的习惯。但“在”与“有”的不同译法，却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原则问题。在中文的传统含义中，“在”与“有”是平等的，甚至可以相互替代，如我们说“有人”，这是指“有下个人在这里或那里”；“万有引力”表达的是“万在引力”，即“作用于所有存在之物的引力”；陈康先生曾将“Ontology”译作“万有论”，恐伯也是基于这个理由。但在德语或西语的传统中，“在”(Sein，Being)与“有”(haben，have)之间的区别较为明显：从总体上说，前者是第一性的，后者是第二性的；无在必定无有，但无有未必无在。E．弗罗姆便著有《有或在》(Haben oder Sein)一书，强调两者之截然不同。鉴于此，我认为用“在”或“存在”来译“Sein”较能反映德语或西语的特征，而且同时还可以对汉语起到可能的改造作用。
另一个海德格尔基本概念“Dasein”的中译名看似较为统一，但也早有并仍有“异端”出现：熊伟先生最早将它译作“亲在”，后自认为不妥，但今人仍多有赞誉；近来张祥龙又译作“缘在”，故此问题尚未解决。国内外均有学者主张不译，直接引用原文，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可能。但这种做法只能解决名词“Dasein”的麻烦，“dasein”作动词用时，我们仍然面临同一个翻译的困境。这个困境在所有动名词概念那里都可以遇到，如“Ereignis”。因此，在“逻各斯”概念上行得通的中译方法，在海德格尔的大多数术语那里不一定就畅行无阻。下面在谈到音译问题时我们还会进一步展开讨论，此处暂且不论。
这里提到的海德格尔哲学中心概念“Ereignis”被公认为是最难翻译的海德格尔术语。《海德格尔全集》第65卷尚未被译成中文，否则它的副标题“Vorn Ereignis”将是一件棘手之事。目前在各自的论著中涉及此概念者盛众，而且几乎无例外地趋向于引用原文，中译只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孙周兴译作“大道”，张汝伦译作“统化”，陈嘉映译作“本是”，陈小文译作“本有”，张样龙译作“缘起生成”，还有译作“庸”的，以及其他等等，令人目不暇接。我自己在写这篇文字时常有这样的感觉：对“Ereignis”一词的中译最典型地再现了海德格尔哲学翻译的特征，它几乎囊括了所有海德格尔哲学翻译的困难与问题。随这里问题的展开，耐心一些的读者可能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我所说的在选择译名上的“求同存异”之原则，或许就可以试用在对“Ereignis”的翻译上。这里的“同”是指在被译的语词中所含有的、为大多数译者所认可的含义基础，也是在语言学上被称作“词根”的东西。在“Ereignis”一词中，这个基础应当是“eigen”，它是指“本己”的“本”和“本原”的“本”。因此，在“Ereignis”的中译名中，至少．应当包含有“本”这个词。在对另一个词的如何选择上，可以见仁见智：或“本然”，或“生本”，或“本成：等等。我倾向于最后一个译名，一是因为它含义不确定，外延不明确，故而可以随理解视域的不断扩展而包容无限的内涵；二是因为它兼有动名词两种可能，对“Ereignis”的动词化也能应付自如；三是它由于含有“本”的基本含义，因而可以与海德格尔哲学中其他几个与“Ereignis”一词相应的表达对应起来，如“Ubereignen”，“Enteignen”等等。海德格尔在这几个表达中所强调的也是这个词根“eigen”。按照上面的原则，则可以分别译作“转本”或“逾本”以及”去本”或“失本”等等。
这里所用的几个中译名都是生造的，在词典中无法找到。是否允许以及是否必须运用人工语言，这个问题我们搁后再讨论。
另一个处在杂乱中译状态中的海德格尔术语是“Lichtung”。张汝伦、陈嘉映在近作中均有论述。熊伟先生最初译作“澄明”，与英译有相同之处，也被刘小枫、孙周兴等接受。但这种译法一方面带有佛教的话境，故含有“格义”色彩，此待后议；另一方面它也偏离了“Lichtung”的基本含义，即“开启”。所以至今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此后也有人译作“林间空地”或“林间空场”，的确写实，而且也符合该词本义；但海德格尔时常也将此概念作动词用，如“lichtend und verbergend”，这样一来，对此动词的翻译就无法与“林间空地”或“空场”贯通。张汝伦译作“自身揭示所在”，这倒是一个可以使动名词呼应起来的译法：动词可译作“自身揭示着的”；但这个翻译给人的感觉更多是一个解释。陈嘉映近来将“Lichtung”译作“疏明”或“疏明之地”，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译法。它首先能使该词的“licht”词根得以体现；其次用“疏”字确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林间空地”的意境；再次又生造了一个词来匹配在中文中本无对应的、在德文中亦不多见的概念，使人一目了然；最后还有兼顾动名词可能语境的益处。
可以看出，虽然译名的选择由于建立在对海德格尔思想理解的基础之上，因而理解的不一致性规定了选择的差异性；但选择译名与理解思想一样，都有一定之规，不能落人随意，故而存在着一个讨论的基础。所以，译名选择的“求同存异”原则在一定意义上是可行的。
而涉及到具体的责任与权利，应当说，没有翻译过相当数量海德格尔的著述的人。即使他的海德格尔研究造诣相当高，即使他读的海德格尔原文相当多，在选择译名上也必须更为慎重，我甚至认为，这些人，当然包括我在内，左右中译名的权利应当要更小一些。一个中译名必须经过各种中文语境的考验：在这个上下文中合适的译名不一定在其他地方也合适；以名词形式出现的恰当中译名不一定作为动词或动名词也恰当。一个中译名只有在各种语境的检验中都得以过关，才能称得上是适当的。而要做到这一点，理解的深刻与原文的精通还远远不够，大量进行海德格尔著作的中译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这也许是哲学翻译与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区别所在。
二、译名的连续性问题
这是另一个统一性的问题。较之于上面所说的统一性问题，这里的统一性超出了一个哲学家本身概念的范围而涉及到哲学概念中译名的历史统一性问题。例如德文中的“Ver-stehen”一词，一般译作“理解”，在康德那里也被译作“知性”，在海德格尔以前的胡塞尔那里被译作“理解”，在海德格尔以后的加达默尔那里也译作“理解”，唯独在海德格尔这里被陈嘉映译作“领会”，这当然有它的道理；但读者在阅读时则会有困难，这是无疑的，除非你每次都附原文；而倘若读者在论述三人哲学时涉及到“Verstehen”的概念，那么引用三人的中译本就会有更大的麻烦。(10)海德格尔的“Humanismus”同样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概念，由于它是海德格尔重要论述“Brief uber den Humanismus”之标题，故而也格外引人注意。这个概念大约自熊伟先生始，在大多数译者那里一直都被译作“人道主义”，当然其有不妥之处。宋祖良曾一再主张译作“人类中心主义”，但我认为这里过多地含带了译者解释的成分，而且并非在各种语境中都能运用得通。或许“人本主义”或“人类主义”是一个不坏的选择，既比较中性，也已有翻译上的先例，因而会比较容易为人所接受，并可维持译名的历史统一性。而当海德格尔在伦理学意义上运用此概念时，我们尽可以再译作“人道主义”并加译注不迟。事实上有许多中译的西方哲学概念，诸如笛卡尔的“明证”(evidens)、康德的“先验”(tran-szendental)等等，虽然明显不妥并含有误导之可能，但已成习惯定式，没有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共识与合作，是无法再改造过来的。有心者只能从我做起，以劳待逸。
三、同一概念的同一译名、同义概念的分别译名问题
这依然是一个统一性问题，但既不是同一原作者的同一概念在各个译音间的译名统一性问题，也不是不同原作者的同一概念在各个译者间的译名统一性问题，而是同一原作者的同一概念在同一译者那里的统一性问题。
这首先涉及到：a)原文用同一个概念，是否在中译中也用同一个语词与之对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译者至少应当做到从原则上坚持这一做法。这大概已是许多译者的共识。当我们在译著中遇到相反的情况时，究其原因，或是由于同一译名不能应付不同的语境而不得不为之，或是由于译者疏忽，不能一贯到底所致。这里不再赘论。
如果这个问题并不成为问题，那么接下来就是：b)各种基本同义的概念译名是否应当分别匹配各种同义的中译名？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基本概念“现象”为例：“Phanomen”，“Erscheinung”在日常德语中是同义的，但前者源于希腊文；后者则是德文的动名词，故而在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中，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常常都刻意做出划分。中文是否
也应与之对应？海德格尔的“Auslegen”，“Interpretieren”，“Erklaren”等概念，还有“Verstehen”，“Begreifen”，“Auffassen”等，“Entziehen”，“Verbergen”，“Offenheit”等概念，在日常语言中含义相近。作为哲学用语则带有或大或小的差异。我以为，译者也应刻意做出区分，以对等的中译名来予以呼应；如我们可以将“Ptanomen”译作“现象”，将“Erscheinung”译作“显现”。即使某些概念在海德格尔那里现在看来完全同义，我们也不妨分而译之，因为我们以后很有可能会看到，海德格尔在其他地方或许仍然有分别地使用完全同义的概念。
四、概念的双关性问题
从至今为止的翻译经验与翻译成果来看，对双关语的妥当中译，可能的少，不可能的多。海德格尔哲学翻译更不例外，而且他对双关语甚至“多关语”的偏好路人皆知，因而尤其令译者落入窘境。
我目前见到的较好双关语对应只表现在对海德格尔的“entsprechen”一词的翻译上，它的原意为“相应”、“符合”，但因原文中含有“sprech”(说)的词根，故而也被海德格尔用来暗示对语言的“回应”。这个词在陈嘉映那里被译作“应和”，在孙周兴那里被译作“应合”，都带有“符合”、“回应”的双重含义，可属佳译。。
另一个双关概念“Abgrund”的中译也还算是出色。这个词原先被译成“深渊”，虽符合“Abgrund”的习常含义，但却没有译出海德格尔所赋予它的特殊深意。近来毛恰红将它译作“无本”，陈嘉映译作“无根据的深渊”，都在切近海德格尔本意的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我认为，在这两个译名中，陈嘉映的翻译已经表达出双关的含义，但过长，只适用于论著中的解释，毛怡红的翻译没有完全表达出双关性，但简练明了，有利于译本中的翻译。
但大多数双关语情况都很棘手。我们先以后缀“-sein”为例。它原带有“存在”或“状态”的意义。海德格尔(舍勒亦是如此)将这个原含义挖掘出来，为其所用。尤其是在“意识’，(BewuBt-sein)一词上：胡塞尔所说的“意识”(BewuBtsein)被解释为仅仅是“存在”的一种，亦即“被意识到的”(bewuBt)的“存在”(sein)。这个解释是无法通过译名的选择来表达的，必须加上或长或短的译注。熊伟先生便是如此行事：“此句中‘意识’(BewuBtsein)与‘自我意识’(SelbstbewuBtsein)两词的结尾都是‘sein’四个字母，而此四个字母联的词恰是德文的‘在’。此句原文有此运用德文之妙，无法译人中文。”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德文“RiB”那里。它的基本含义是“裂隙”或“隔阂”。但它作为后缀使用时却又带有“聚合”的意思。海德格尔便是在这两个意义上理解“基本构图”(GrundriB)、“略图”(AufriB)、“轮廓”(UmriB)等等概念，它们意味着一种既分离、又整合的状态；陈嘉映说“中译在此几乎无可为”，孙周兴亦对此加注说明，均与熊伟先生有相同感受。
另一个突出的双关语是“Ek-sistenz”或“Existenz”。在传统的意义上，当它与“Essenz”相对应使用时，它指的是实在的存在，相当于一般意义上的“Dasein”；而前者则意味着本质的存在，与“Sosein”同义。到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Existenz”与“Dasein”都有了特殊的意义，分别被译作“生存”和“此在”。再往下至“Brief uber den Humanismus”，海德格尔又将“Existenz”做“Ek-sistenz”解，强调“ek”的“超越”、“绽出”之含义。这时，“Ek-sistenz”便成为中译的难题。“生存”一词，显然不足以表述海德格尔的用意。但即使译作“生-存”，也是鞭长莫及。日译作“脱-存”，似可参考。但与其“脱-存”；不如“超-存”。当然，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不得己而为之。
再以“Gestell”为例。它的基本词根是“stell”，源于动词“stellen”，亦即“放置”；有此词根的语词大都摆脱不了这个基本含义，如“Bestellen”(约定)，“Verstellen”(伪装)，“Vorstellen”(表象)等等。而“ge”这个前缀在德文中又具有聚合为一的意思，如“Gebirge”(由群山组成的山脉)、“Geschwister”(兄弟姐妹)等等。“Cestell”与“书”(Bucher)相连时便作“Buchergestell”，现称“书架”、原意为“放置、聚集书的地方”。但如将它与书架相对应地译为“框架”、“构架”、“座架”，便有不妥，双关语中最重要的一关恰恰被放弃了。陈嘉映译作“阱架”，也是美中不足。可否译成“阱置”，待商。
这里的说法也适用于“Geviert”的情况。这个概念并不像我原先以为的那样是海德格尔的生造，而是在16世纪的文献中已经出现。它相当于海德格尔时而也使用的“Vier”。而“Geviert”的重点在“ge”，强调所谓“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重合，但“四位一体”的译法宗教意味过重。有人译作“四重性”，较之原文又过抽象。日本学者译作“方域”，失足在“域”字上。陈嘉映译作“四大”，又弃置了“ge”的含义。我曾主张译作“四重形”或“四重体”，孙周兴也持大致相同主张，即译作“四重正体”，也许后音的确更妥当些。’
从以上例子来看，在涉及双关语或“多关语”的情况下，唯有加注方能间接地表达出部分原意。但这类注释如同“鸡肋”，不加不行，加了也不会使不喑德文的读者完全理解，而且会妨碍阅读中的连贯性。熊伟先生曾经认为，翻译海德格尔是给懂德文的中国人参照看的，并非为不懂德文的国人而译，因此大多数人很可能会依然看不懂海德格尔的中译本。这个观点在我看来虽有偏激，但却完全适用于对双关语的翻译。
五、格义的问题
我认为海德格尔哲学的中译至今已有时日，应当可以超越文化译介中的初级“格义”阶段。但“格义式”的译法，很可能永远会被许多译者保留下去，或是有意，或是无意；或是有益，或是无益。例如熊伟先生在翻译“Lichtung”时用佛教的“澄明”概念，后来亦为刘小枫在神学的意义上所接受和发挥；孙周兴在翻译“Ereignis”时用与道家思想相关联的“大道”概念，张祥龙在翻译“Dasein”和“Ereignis”时则用与佛教相关联的“缘在”和“缘起生成”，如此等等译法，在我看来均带有较浓的“格义”的痕迹。这些译法虽不像鸠摩罗什以前的佛教译介者用“无”译“空”、以“五戒”释“五常”那般牵强附会，但也会带来“格义”的“迂而乖本”之弊端：参照国学时会在“道”的方向上选择译名，参照佛学时会在“缘”的方向上选择译名，参照西学时则又会在“逻各斯”的方向上选择译名。而海德格尔则恰恰是把“Ereignis”看作是超出这些区域哲学终极概念的世界史概念。
这种情况在翻译“逻各斯”概念时已经出现过：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曾在翻译新经时用“语词”、“意义”、“力量”、“行动”等等来解释希腊文的“逻各斯”；马丁？路德的《圣经》译本为“太初有言”，原中译《圣经》本中则译作“太初有道”，这都是一些“格义”式的翻译。这些语词中的每一个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与原意部分相合，但都不会完全相合；同时它还会或多或少地限定着概念原意的范围。例如“行动”中不包含“语词”的内涵，并因此而将“逻各斯”中“语词”的含义排斥在外。这种“格义”方法之长处在于，它可以在思想译介的初级阶段起到引导入门的作用，但它最终仍然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暂时性的手段，而且存有两方面的缺憾，一方面它会对读者的理解造成误导和局限，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汉语的丰富与改造。
六、音译的问题
谈到汉语的丰富改造，就会涉及音译的可能性问题。在佛教翻译的原则上，玄类曾提出五种音译的必要：秘密故(涉及神秘用语)、含多义故(涉及多义的概念)、此无故(涉及原先没有的物名)、顺古故(涉及久已通行的译名)、生善故(涉及对佛教有利的场合)。这五种必要性经过一定的修正在今天也仍然可以发挥效用。
如今可以看出，诸如“南无阿弥陀佛”、“图腾”、“般若”以及“逻各斯”、“隐德来希”、“埃多斯”等等音译，都属于经受了时间考验而持存下来的译名。没有留存下来的可能更多，像陈康先生的“翁陀罗己”(Ontology)等等。我无法确定其中是否有规律可循。譬如《圣经》、“释典”为何是意译，而“古兰”却是音译？音译“佛陀”为何能持存，而意译“觉者”却不能意译“真主”与音译“”为何都能为人传承至今？ 如此等等。需要注意的是，有生命力的哲学术语音译虽已为哲学界所接受，却大都并不易为大众所理解。当然这还不算是很大的问题。毕竞它们大都是一些生僻的专业术语，而且我们总还可以列出一大批业已习常的音译名，如“马达”、“咖啡”等等。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音译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翻译方法。
但音译方面仍存在较大的问题，因为它们绝大多数只能用于名词而不能用于动词。例如国外现在有许多人将“道”直接音译作“Dao”，但不能用它译出“道可道非常道”中第二个“道”的含义。
对海德格尔“Ereignis”的翻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将它音译作“埃格尼斯”，那么海德格尔所说的“Das Ereignis ereignet”就应当译作“埃格尼斯在埃格尼斯着”。而倘若按我的建议将“Ereignis”译作一个较为含糊的“本成在本成着”，或许情况会好一些。再接下来，前面所提到的“逾本”或“转本”(Ubereignen)，“失本”或“去本”(Enteignen)等等动名词也可以得到相应的翻译。
七、单音、双音译名的问题
其他的海德格尔哲学中心概念如：“Denken”，是译作“思”还是“运思”、“思考”或“思想”等等，“Dichten”是译作“诗”还是“为诗”、“作诗”或“诗作”等等，“Wissen”是译作“知”还是“认知”、“知道”或“知识”等等，这并不是重大的原则问题。
根据我的有限经验，一般说来，双音语词比较明确，可以分辨出动词还是名词，这从上面列举的几个例子中已经可以看出，因此在原文语义明了的情况下，中译文应当尽可能使用双音字；就像我们在中文中涉及到“译”这个词时，大都可以用双音词“译文”或“翻译”来显示名称和动作的区别一样。
但单音词自有其特殊的用途：当原文有意识回避某个概念的动名词区别时，中译用单音词便可应对自如。
当然这个原则在海德格尔这里比较难于实行，因为海德格尔的文字，尤其是后期，诗意较重，翻译时常须简而有韵。目前海德格尔中译的现状从总体上看也是偏重单音语词。
我的看法是：在只能两者择一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严格，有必要牺牲风格。
此外，对单音双音的选择还要考虑译名的统一性。如果时而译作单音词，时而译作双音词，会淡化海德格尔对某些特定概念的强调。因此对许多译名单双音的选择，必须事先考虑统一性的问题。
但单、双音译名还涉及到一个较大的问题：对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我们是否要生造一些中文概念来与之匹配。汉语的单个字几乎是无法生造的，但语词却可以，如天主教中的“天主”、“神圣”，伊斯兰教中的“真主”、“清真”，佛教中的“佛祖”、“慈悲”、“金刚”等等。这类语词在汉语语言发展史上不胜枚举。
而自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以来，我们知道了情绪(Stimmungen)也是经验的重要内容，而且它作为各个文化的基本底蕴也可以成为哲学的基本概念，诸如“Sorge”，“Angst”以及其他。因而当我们用“烦”或“忧虑”等来译海德格尔的“Sorge”，用“畏”或“恐惧”来译“Angst”时，我们只是运用了一个现有的汉语表述；而若是我们用“烦忧”或“忧烦”、“畏恐”或“惧畏”来翻译它，我们就几乎是生造了一个汉语表述。这种译法的长处在于，它不会让人不了解这个生造词的基本含义以及它与相应的日常语词的密切联系，同时又可使人一见到这个新造的译名便知是海德格尔的特有概念，而不会完全沉入一般日常的理解。自然，这种作法必须巧妙方能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和接受。
八、译名用日常语言还是用人工语言的问题
以上问题当然与日常语言还是人工语言的问题密切相关。哲学是否需要人士语言，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这里不去讨论。但从翻译实践史来看，人工语言无所不在，而且随着人们对它们的广泛运用，人工语言已逐渐转变为日常语言，前者与后者之间的界限也已模糊不清。如前面所列举的意译：“天主”、“神圣”、“真主”、“清真”、“佛祖”、“慈悲”、“金刚”，音译“佛陀”、“图腾”、“般若”、“逻各斯”、“隐德来希”、“埃多斯”，以及如此等等，均属此列。在海德格尔哲学的翻译方面，翻开当今的各个译本或论著，人造语词可以说是俯拾皆是：熊伟先生有“亲在”，张祥龙有“缘在”，陈嘉映有“葆真”，张汝伦有“统化”，孙周兴有“道示”，陈小文有“本有”，毛怡红有“无本”，还有其他等等，不一而足。海德格尔中译文中语词的生造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主张不使用人造语词的人会在“Ereignis”，“Sache”，“Dasein”这样的语词面前束手无策。
先以“Ereignis”为例。它在德文中本是日常语言：“发生的事件”。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也是在这个日常意义上使用此概念，它并不具有特别的哲学含义。但自三十年代以来，海德格尔开始赋予这个语词以特别的内涵，使它成为自己哲学的最中心概念。此时若沿用日常语言将它译成中文，就只译出了这个语词在海德格尔那里的一个含义，而且是最不重要的含义，就保人们将“逻各斯”译成“算计”一样。海德格尔的重要遗著《哲学文集》(Philosophische Beitrage)之副标题“Vom Ereignis”若译作“论事件”将会是一个糟糕的译法。
再看另一个重要的现象学概念“Sache”，它在原文中基本上是一个日常用语：“事情”或“主题”。因而那句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所公认的现象学箴言“zur Sache selbst！”有的译作“面对实事本身！”，也有的译作“面对事情本身！”前者是人工语言，后者是日常语言。海德格尔的重要著述之一“Zur Sache des Denkens”也有相同命运：或是被译作《面向思的实事》，或是被译作《向于思的事情》，张庆熊甚至主张译作〈谈谈思想的问题》。我偏向于第一种译法，即主张采用虽不完全是，但仍算是人造语词的“实事”。当然在生造语词时要尽可能依据我在前面所建议过的；个原则来进行选择，使它既能标明其特殊的内涵，也能保持它与日常语言的渊源关系。“实事本身”或“实事”是一个较为成功的范例。然后，作为其扩展，“Sachverhat”(或“Sachlage”)则可对应地译作“实事状态”。目前已经可以看出，无论是德文的还是中文的“实事”概念，都已超出现象学的用语范围，成为“哲学本身”或“真理本身”的代名词。
关键词：英汉谚语；文化；文化差异；翻译原则；翻译方法
Abstract:Proverbs,whichderivefromlifearethecondensationandembodimentofthelanguageandcultureofanation.Theycanreflectgeography,history,customsofanation.Soitisnecessarytostudyanation''''sproverbsw,beingtreasuresoftwodifferentlanguages,seedistinctdifferencesresultedfromculturaldifferences.Thisessayusessometypicalexamplestocompareandanalyzethedifferencesbetween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fromthepointoforigin,geographicalenvironment,customs,religiousbeliefsandhistoricalculture,etc.Proverbsaredifficulttotranslatebecauseoftheirdistinctivecharacteristicsandtheiruniqueculturalbackgrounds.Inordertopresentanadequatetranslationofaproverb,wecanusefourtranslationmethodsflexibly:literaltranslation,freetranslation,equivalenttranslationandliteraltranslationcombinedwithfreetranslation.
Keywords: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culture;culturaldifferences;translationprinciples;translationmethods
一、引言
谚语来源于生活，是一个民族语言和文化的高度浓缩和集中体现。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说：“Geniuswitandspiritofanationarediscoveredbytheirproverbs.”（一个民族的天赋、智慧和精神都从他们的谚语中表现出来）。由于地理、历史、、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英汉谚语承载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它们与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不可分割。[1]本文借助一些典型的例子，从起源、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历史典故等文化侧面入手，探讨了英汉谚语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差异，同样字面意义、形象意义的话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隐含意义。隐含意义才是说话人或作者所要表达的真正意义。英汉谚语之间的多方面差异可归为两类：一是形象意义的差异，一是隐含意义（包括褒贬义）的差异，而它们都是字面以外的意义，即文化差异的具体反映。[2]本文试图对英汉谚语的翻译作一些探索，提出了英语谚语翻译的具体原则及方法。
那么何为谚语呢？谚语是通俗简练、生动活泼的韵语或短句，它经常以口语的形式在人民中间广泛地沿用和流传，是人民群众表现实际生活经验或√★√感受的一种“现成话”。[3]它是在民间流传的固定短语，用简单通俗的话反映出深刻的道理，是社会经验的总结。谚语作为民间文学形式的一种，具有诗的活泼，文的凝重，熟语的简洁。[4]
二、英汉谚语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并表述为：“文化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作为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5]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谚语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英汉谚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起源差异
首先，英汉谚语都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但同中又有异。英谚受基督教的影响，反映了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如：Norespecterofpersons.（一视同仁）；Manpropose，God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等，而汉谚则受到“儒”、“释”、“道”三教的影响，如：“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是儒家的思想；“不看僧面看佛面”是佛教的思想；“饶人不是痴，过后讨便宜”是道家的思想。
其次，英汉谚语的起源差别还是很大的。英谚中有大量出自典章及名人的作品中那些脍炙人口的词句，如：Neversaydie.（永远不要说“死定了”）出自英国小说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而汉语文史学家们则认为汉谚相当一部分出自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如：“远亲不如近邻”是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总结。
除此之外，英谚中有许多来自拉丁文、法文等的外来语，有些甚至保留了原文，如：Cherchezlafemme.(找出祸水)这是一句保留在英文中而以法语原文形式出现的谚语；而汉谚吸收了大量少数民族谚语，如：“劣行过四十年仍会败露”来自维吾尔族谚语；英谚中有许多来自寓言故事、神话传说，如：Loveisblind.（爱情是盲目的）来自罗马神话，而汉谚中有大量农谚，如“宁在时前，不在时后”。[6]
（二）、地理环境的差异
谚语的产生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英国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英吉利海峡是欧洲许多国家通向大西洋的唯—出口，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要道之一。因此英国历史上航海业曾一度领先于世界，这对英谚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英语中就有许多与航海有关的谚语，如：totakethewindoutofone’ssail（先发制人，抢占上风），togowiththestream/tide（随波逐流、顺应时势），tobeallatsea（不知所措）。英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使捕鱼业在其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也为英语留下了大量与渔业有关的谚语，如：hook(land)one''''sfish(如愿以偿，用诡计得到想要的东西)，haveotherfishtofry(有其他鱼要煎——有其他事要做)，playafish(让上钩的鱼不停地拖动钩线而致疲乏)等。而中国是一个内陆国家，千百年来以农业为主，人与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汉语中就有许多与河流、土地和农业有关的谚语如：一帆风顺、过河拆桥、隔岸观火、拔苗助长、五谷丰登、瓜熟蒂落、春华秋实、根深蒂固、沧海桑田等。[7]
（三）、习俗差异
英汉习俗差异是英汉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在对狗的态度上。狗在汉语中是一种卑微的动物。汉语中与狗有关的词语大都含有贬意：狐朋狗党、狗急跳墙、狼心狗肺、狗腿子等。尽管近年来养庞物狗的人数大大增加，狗的地位似乎有所改变，但狗的贬义形象却深深地留在汉语言文化中。而在西方英语国家，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所以西方人不吃狗肉。英语中有关狗的谚语除了一部分因受其他语言的影响而含有贬义外，大部分都有褒义。在英语谚语中，常以狗的形象来比喻人的行为，如：Everydoghashisday.（人皆有出头日）；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等。与此相反，中国人十分喜爱猫，用猫比喻人，常有亲呢的成份，如：Acathasninelives.(吉人自有天相)，而在西方文化中，猫被用来比喻心地恶毒的女人，如：Catshidetheirclaws.（知人知面不知心）。[8]以狐狸为形象时，汉语强调狐狸尾巴露出破绽。如：Thetaildoesoftencatchthefox.(常凭尾巴抓到狐狸)，而英语强调狐狸花招多，难对付，如：Whenthefoxpreaches,thenbewareyourgeese.（遇上狐狸说教，当心鸡鹅被盗）。汉语认为失去马也无妨，说不定会带来好运，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而在英语里认为马不可失，如：Betterlosethesaddlethanthehorse.(宁可丢鞍，不可失马)。
（四）、方面
是人们精神活动的一个方面，对民族文化有一定的影响。与有关的谚语也大量地出现在英汉语言中。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人们相信有佛祖在左右着人世间的一切，因此汉语中有许多含“佛”、“庙”等的谚语，如“借花献佛”、“无事不登三宝殿”；[9]汉语反映道教思想的谚语有“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乐极生悲”等。以孔子为祖师的儒家学派在思想意识上也占有重要位置，儒家思想在汉语谚语体系中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如：“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恭敬不如从命”；有关幸福的谚语如：“平安就是福”、“身在福中不知福”；还有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等提倡伦理教化和道德修养的谚语。在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美，人们信奉基督教，在基督教中，上帝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神。因此在宗教生活及其活动中产生了许多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的英语谚语，如：Naturedoesnothinginvain.(造物主无所不能)；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10]Intherightchurch，butinthewrongpew.（进对了教堂，但坐错了椅子）比喻“总的来说是对的，但细节上不对”。[11]
（五）、历史典故
英汉两种语言中还有大量由历史典故形成的谚语，在中国典籍中，谚语多半出现在诗书、传说、诸子论著中，这些谚语结构简单，意义深远，对人很有警策和教育意义。如“名落孙山”、“叶公好龙”等都来自历史典故。《诗经》中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论语》中名句有“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等。而英语典故谚语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来自《圣经》的谚语，如：WeareallAdam’schildren(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二是来自希腊罗马神话的谚语，如：Pandora’sbox(潘多拉之盒—灾难、麻烦、祸害的根源)。三是来自《伊索寓言》，如：adoginthemanger（狗占马槽，占着茅坑不拉屎）。[12]四是由莎士比亚等文学大师的作品中来，如：Brevityisthesoulofwit.（简洁是智慧的灵魂）。[13]当然，英语谚语的来源不是单一的英国文献，而是多种来源，除以上提到的外，还有来自西欧各语言的谚语。例如，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那》一书中写的：Allhappyfamiliesresembleoneanother,everyunhappyfamilyisunhappyinitsownway.（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其不幸）。来自法语的谚语有：Don’tputthecartbeforethehorse.(不要本末倒置)等。
三、英语谚语翻译的具体原则和方法
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汉谚反映汉族的文化特点，英谚反映了英语民族的文化特点。因此，翻译谚语时，仅以语言之间词汇的同义性（等价性）为前提，寻求对等是不够的。奈达（Nida）指出：“所有的翻译，不管它是诗歌还是散文，都必须关心接受者的反应；因此，翻译的最终目的，从它对观众产生的效果而看，是评价任何翻译的最基本的因素。”所以，在把英谚翻译成汉语时，译者须多运用汉语的表现手段，力求能再现英语谚语的语言风格和丰富内涵。只有多注意英谚字面以外所特有的语言内涵，才能使译文讽喻得当，宜于说理，又不失原来谚语所具有的语言形象。
关于翻译标准，中外翻译理论家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从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到张培基先生提出的“忠实通顺”到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EugeneA·Nida(奈达)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equivalence）”或“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这些主张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中心都是译文要忠实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意义，保持原作的风格。所谓忠实表达原文的意义，指忠实表达原文的字面意义、形象意义和隐含意义三个方面。但是，并不是原文的每句话、每个词汇都同时具备三种意义，尤其是，任何两处语言文化都不可能完全相同，要把原文中的三种意义全部再现于译文常常是不可能的。如果字面意义或形象意义与隐含意义在翻译时由于文化的差异出现矛盾，字面意义或形象意义应当服从隐含意义。其次，原文的形象意义在目的语中可能会找不到对应—或者没有相同的形象，或者虽然形象相同，隐含意义却冲突，这时首先要考虑的是隐含意义的准确表达，可更换另一个译文作者熟悉的形象，或者舍弃形象意义，只译出隐含意义。总之，隐含意义，也就是原文意欲表达的意义是最重要的。[14]例如：EastisEast,andWestisWest.如果按字面意思译成“东就是东，西就是西”就不能完全表达该句的隐含意义，而译成“东方毕竟是东方，西方毕竟就是西方”能反映出作者对东西方差异的感叹。[15]
在翻译方法上，如果采用直译能准确表达原文意思应尽可能采用直译；如果直译不能再现原来谚语的丰富内涵，就可采用意译、对等翻译、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等翻译方法，这样才能较完整地保留原文的神韵，使译文形象生动。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英语谚语的翻译方法：
（一）、直译法
所谓直译法就是指在不违背译文语言规范以及不引起错误联想的条件下，在译文中保留英语谚语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的方法。采用直译的谚语多半是英语和汉语在谚语的比喻和形象方面基本相同的部分，或者是直译后一目了然，不至于产生误解的。[16]如：Pacticemakesperfect（熟能生巧）；Wallshaveears（隔墙有耳）；New-borncalvesmakelittleoftigers（初生牛犊不怕虎）；Afireoncitywallbringsdisastertothefishinthemoat（城门失火，殃及池鱼）。[17]
（二）、意译法
有些英谚的表达方式因含有英语语言国家所特有的历史典故或文化背景，如果直译，则译文可能会牵强附会，也不易为中国读者所理解。因此在通常情况下舍弃原语的表达形式，采用意译，则可避免在某些情况下因直译而引起的拖泥带水，造成误解等弊病。例如，Achilles’sheel若直译为“阿克勒斯的脚后跟”并不能让大多数人理解，而译出它的隐含意义“唯一致命弱点”更恰当。[18]这样的例子还有：
1）Infairweatherprepareforthefoul.如译成“晴天要防阴天”，不如译成“有备无患”或“居安思危”或“未雨绸缪”。
2）Murderwillout.如译成“谋杀终必败露”，不如译成“纸包不住火”。
3)WhenGreekmeetsGreek,thencomesthetugofwar.如译成“希腊人相遇希腊人，定有一场好斗”，不如译为“两雄相争，其斗必烈”。
4）Everymanhasafoolinhissleeve.如译成“人人袖子里都装着个傻瓜”，不如译为“人人都有糊涂的时候”。[19]
（三）、对等翻译
谚语是群众长期以来对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规律以及生产生活经验的科学总结。英美国家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存在相似的经验和阅历，对世界的认识在不少方面也是相似的，这使两个民族的谚语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有些英语谚语和汉语谚语在内容上不谋而合，具有相同的内涵，运用或大体相同的形象，或大体相同的比喻和修辞来阐述相同的道理，在这种情况下，运用同义的汉语谚语来翻译英语谚语“一方面可使译文更加通顺，另一方面更容易为译文读者理解和接受。”（冯庆华，1995：144）如：
1）Diamondcutdiamond（棋逢对手）；
2）Twocanplaythegame（孤掌难鸣）；
3）Tofishintroubledwaters（浑水摸鱼）；
4）Likefather，likeson（有其父必有其子）。[20]
（四）、直译和意译的结合
有时在翻译一些英语谚语时，单纯的直译使读者不能理解其含义，而意译也不能确切地表达原来谚语的含义。这时可采用直译、意译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翻译，以弥补直译难达意，意译难传神的不足。译文可直译其字面意义，再点出隐含意义，使译文形象生动，以期收到画龙点睛的效果。[21]例如：
1)Cutyourcoataccordingtoyourcloth(量布裁衣，量入为出)；
2）EvenHomersometimesnods(荷马也有瞌睡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3）IfIhavelostthering,yetthefingersarestillthere(戒指虽丢失，手指仍然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四、结论
综上所述，谚语历史久远，汇集了大众的智慧，把丰富多彩的内容浓缩在高度洗练的形式之中，是人类各民族文化中最古老、最有价值的语言表示形式之一。它经过长期积累，不断丰富，以凝练、警策、对仗、和谐、形象、寓意精辟、富有民族性等特点成为民族文化中的瑰宝。所以通过英汉谚语的文化差异及翻译的学习，不仅可以了解各国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扩大视野，还可以学会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待事物，树立跨文化交际的思想。
参考文献：
[1]张宁。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与翻译[J].中国翻译，1999年，第3期：p.23。
[2]张宁。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与翻译[J].中国翻译，1999年，第3期：p.23。
[3]武占坤、马国凡。谚语[M].第二版。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p.3。
[4]方梦之。译学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p.186。
[5]陈丽英。英汉习语的语用意义对比及翻译[J].龙岩师专学报，2003年，第21卷：p.107。
[6]周淑萍。英汉谚语渊源比较分析[J].南平师专学报，2003年，第22卷：p.92。
[7]陈丽英。英汉习语的语用意义对比及翻译[J].龙岩师专学报，2003年，第21卷：p.107。
[8]张宁。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与翻译[J].中国翻译，1999年，第3期：p.23-24。
[9]陈丽英。英汉习语的语用意义对比及翻译[J].龙岩师专学报，2003年，第21卷：p.108。
[10]沈超英。《圣经》与英语谚语[J].大学英语，2002年，第3期：p.45。
[11]陈雯。英语习语文化内涵探微[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p.45。
[12]陈丽英。英汉习语的语用意义对比及翻译[J].龙岩师专学报，2003年，第21卷：p.108。
[13]李群。英语习语与基督教[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p.29。
[14]张宁。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与翻译[J].中国翻译，1999年，第3期：p.24。
[15]梁茂成。英汉谚语的理解与翻译[J].中国翻译，1995年，第6期：p.36。
[16]邱凯端。论英汉习语翻译的异同[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p.99。
[17]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p.163。
[18]张宁。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与翻译[J].中国翻译，1999年，第3期：p.25。
[19]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p.165。
一、 功能翻译理论简述
(一)、 功能翻译理论的要点
根据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学术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学术报告和出版的专着，功能翻译理论的要点简述如下：
1、 分析概念段(conceptual paragraph,具有明确主题意义一个或多个自然段)和句子的修辞功能，使修辞功能的形式重现，从形式的等同中求得功能的等值，意义的等值，这种翻译叫做功能翻译。翻译应该是在修辞功能等值的前提下，遵守“信、达、X”规范；文体不同，翻译的目的不一样，X不一样。(张梅岗，《中国科技翻译》,1994,(3);刘重德，《三湘译论》,湖南出版社，1995;周笃宝，《中国翻译》,2000,(2))
2、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修辞形式等同和功能等值的一致性，修辞是手段，是形式；功能是修辞产生的结果或达到的目的，是内容的总和。修辞包括概念段内和句内的修辞，即语言语境的修辞，也包括情景语境、文化语境、语用语境的修辞。(《科技英语修辞》,1998)换句话说，在概念段和句子中，语义、语法和语用三者合为一体表达修辞功能。
3、 功能是靠结构(structures)来体现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四种符号元素(词、词标识、词序和语调)构成。语言结构(constructions)的认知图式与其他认知领域的认知图式类似，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构成语言因果网络。概念段贯穿了一条主题链，或称因果键。这条因果键是命题或语言事件构成的，也是它们的概念化的参考点。(《中国翻译》,1998,(5)此文已被美国Colby Information Center of Science & Culture收录，网上转载。)
4、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认知图式理论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的作用，各种普遍结构和特殊结构的认知图式越具体、越丰富，对翻译研究和实践的能力就越强，是译者形成图式文本的基础。
5、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翻译过程是个斡旋推理过程，因果链是逻辑推理的基本结构，利用已知信息，对非语言要素(如情景、文化和语用等语境)的修辞功能进行判断，产生正确的推时结论。(《英汉功能翻译》,1999)
(二)、 功能翻译理论的方法论
我们用修辞功能等值的原则来看待翻译和翻译研究，自然有正确理解原文、翻译表达的一整套与此相应的方法论。这是功能翻译理论最突出的地方。由于功能翻译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因此本文只能概括一些基本的、主要的方法加以研究。
1、概念段的主题认知法
首先，把原文文本划分成概念段，研究概念段的主题思想，找出连接标志，抓住概念段的因果链(《科技英语修辞》),把握语言的功能取向和对概念段整体内容的正确理解。
2、功能分类法
根据功能分类语言学(Functional Typological Linguistics)把英语分为五大类修辞功能：描述功能、陈述功能、定义功能、分类功能和指令功能，每大类功能又划分出若干小功能，然后与汉语进行分类功能对比研究，探索译的规律。例如，英语陈述功能(陈述部分)总是放在句首，而汉语则置于句末。(张梅岗：《中国翻译》,1999,(5);2000,(5);《中国科技翻译》,1998,(1、4))
3、图式研究法
根据图式理论，研究和比较原语和目标语的各种结构的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例如，英语的SVO句、SvoO句、SVOC句和被动句等各种句子的结构图式。与目标语的结构图式比较，研究发现它们的翻译规律和方法。(张梅岗：《中国翻译》,1994,(1、5);《英汉功能翻译》1999)值得指出的是，用认知理论去研究结构图式尤为重要。请看下面两句：
(1) The policeman caused Mary to die.
关键词： 外贸单证 词句特点 翻译方法
外贸单证是指在对外经济贸易过程中买卖双方为确保交易的顺利完成所使用的信用证及相关单据。外贸单证英语属于专门用途英语，其文体特色鲜明，词句特点独特。了解外贸单证的词句特征，掌握外贸单证的翻译技巧，有助于提高单证教学成效。
一、外贸单证的词汇特点
单证英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语体，有其独特的词汇特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 用词正式规范
外贸单证具有国际通用性，用词须规范并且符合约定俗成的含义，国际上常用《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对单证用语进行规范，以避免因各国不同解释而出现的不确定性。
例1：The amount and date of negotiation of each draft must be endorsed on reverse hereof by the negotiating bank.
评析：这里的“背书”以endorse取代普通词汇mark，显得更正式、规范。
例2：Please arrange shipment as p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our contract.
评析：这里使用 as per表“按照”之意，比日常英语中的according to更适用正式规范的信用证文本。
2. 使用大量的专业术语
为了描述进出口流程的各个环节，外贸单证需要用大量的专业术语。比如描述信用证类别的词汇有documentary L/C（跟单信用证），sight L/C（即期信用证）；单证有关当事人的词汇有applicant（开证申请人），beneficiary（受益人），drawee （付款人），issuing bank（开证行），advising bank（通知行），negotiating hank（议付行）；又如表示单据名称的词汇有invoice（发票），packing list （装箱单），bills of lading（提单），inspection certificate（检验证书），insurance policy（保险单），beneficiary certificate（受益人证明）等。值得注意的是，单证中有许多术语是由普通词汇转化而来，其采用的词义并非常见的意义，而是某一领域的术语。如单词documents，我们经常理解为“文档、文件”，而在单证中指的是各类单据。draft 的常见词义为“草稿，稿纸”，而出现在单证中的draft应翻译为“汇票”；同样condition在海洋货物运输保险单据中不译为“条件”而应译为“险别”。
3. 使用较多的名词及名词短语
大多数外贸单证的主体部分或正文都由统一的格式和固定的填写栏目组成，力求简洁明了，便于信息检索和数据统计，这些固定的栏目较倾向使用名词及名词短语。如商业发票中的“Unit price单价，Description of goods货描”等栏目；提单中的“Consignee收货人，Notify party通知方，Port of loading装运港”等栏目均采用名词或名词性短语。
二、外贸单证的句式特点
与日常英语和一般的英语商务书信相比，外贸单证具有较强的规约性及法律特性，表述时多采用陈述句式及各种复合句式，并使用被动语态、各种状语和定语的成分及从句。
1. 陈述句的使用
在英语中，陈述句用于阐述、解释说明、规定和判断，语言客观、平实，感彩较少。外贸单证多用于商务场合，要求准确客观地描述交易过程的相关事项，因此陈述句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如：
例1：We hereby certify that the above mentioned goods are of Chinese origin.（原产地证书）
例2：The declaration by the exporter is correct.（受益人证明）
例3：The goods under the above mention credit have been shipped. The details of the shipment are stated below.（装船通知）
评析：上述例句均使用了陈述句语序，以平实客观的语言清晰地阐述单据的要求及所需注明的事项。
2.采用较多的复合句
单证中的句子与普通英语相比，句子结构长度和使用句子的连贯性更复杂，有较多的状语和定语，对主句意义起着解释、修饰与限定的作用。
例1：Transshipment is allowed on condition that the entire voyage be covered by through B/L.
译文：只要提供直达提单，允许转船。
评析：本句使用on condition that 引导的状语从句，清晰地表述运输单据中的转船条件。
例2：One original Bill of Lading must be surrendered duly endorsed in exchange for the goods or delivery order. In witness whereof the number of original Bill of Lading stated under have been signed， all of this tenor and date， one of which being accomplished， the other to stand void.
译文：承运人签发的正本提单份数，具有相同法律效力，提取货物时必须交出经背书的一份正本提单，其中一份完成提货后， 其余各份自行失效。
评析：本句使用了on of which的定语结构，既避免了用词的重复，又对其所修饰的词bill of lading进行了解释与限定，说明了提单的使用要求及失效条件。
3. 常使用被动语态
被动语态是英语中较常见的语法现象，被动语态能避免给人主观臆断的感觉，使文本表现得更客观、正式。外贸单证中，被动语态常用来提供建议、表达愿望、提醒对方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等，同时也可体现客观、委婉。如：
Discrepant document fee of USD 50.00 or equal currency will be deducted from drawing if documents with discrepancies are accepted. （信用证）
译文：如果（开证行）接受含有不符点的单据，将会扣减50美元或等价的其他币值的不符点费用。
评析：本例使用了两个被动结构，这种结构在正式的单证文体中较常出现，体现了客观、委婉的语气。本句中的被动结构还适用于提醒买方在修改信用证的不符点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三、外贸单证词句的翻译方法
1.单证具体栏目内容常采用套译法及惯用译法
单证词汇的规范性、术语化、倾向使用名词及名词短语的特点在单证的具体栏目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单证的基本栏目通常由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术语、词语或短语构成，一般情况下单证具体栏目内容常采用套译法及惯用译法。在翻译时，首先应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专业术语或习惯用语，这些术语或用语一般都有已被国际惯例认可的翻译方法，如free on board译成“离岸价”，terms of payment指的是“付款方式”，我们只需在类似《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资料中找到相应项目的译名然后套译即可。对于一般性的数据或信息，可采用约定俗成的译法，如500 pieces译为“500件”；150 cartons译成“150箱”；marks译为“唛头”。对于公司名称、地名、船名等专有名词在实际贸易中可以不译，但如果要译则可以采用国际上惯用的音译与直译相结合的方法，如ABC Trading Company可译成“ABC贸易公司”。
2. 外贸单证的句型翻译方法
在外贸单证中，为了更清晰、全面地界定买卖双方及相关银行的权利和义务，往往通过长句中较多的定语（从句）和状语（从句）等附加成分，对各项条款进行解释、限定或补充，避免漏洞和争议。在对单证的句子进行英汉翻译时，应注重对整个句子的理解、把握，并正确地处理好句子中各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总的来说，外贸单证中的句型可采用以下三种方法翻译。
（1）顺译法
单证中有不少条款使用陈述句语序，按一连串动作、逻辑关系或发生的时间先后进行陈述，这与汉语的表达方式一致，对这类条款的翻译就可以按原文的顺序，使用顺译法进行翻译。如：
Full set of marine insurance policy endorsed in blank for 110% of invoice value covering the ICC（A）with claims payable in Canada in the currency of draft.
译文：全套海运保险单，空白背书，按发票总值的110%投保协会货物条款（A），以汇票上的币种在加拿大办理赔付。
评析：本句是按照出单、承保、索赔等连贯动作描述的，同时整句话也可视为是按时间进度推进的。因此，翻译的时候可以采用顺译法，按原文顺序进行翻译。
（2）拆译法
汉语和英语在语篇上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英汉两种语言对构建句子的要求不同，英语注重句子形式的完整，而汉语句子则注重意境的表达，使用较多的短句。在翻译单证中的长句时，可适时打破原句结构，按汉语造句规律重新安排，即采用拆译法，将原句拆分成几个短句翻译。如：
Certificate issued by the shipping company/carrier or their agent stating the B/L No（s） and the vessel（s） name certifying that the carrying vessel（s） is/are：
Holding a vali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e as per terms of International Safety Management.
Classified as per Institute Classification Clause 01/01/2001 by an appropriate classification society.
译文：由船公司/承运人或其商出具的，注明提单号和船只名称的证明。其船只名称应能够证明该船只：
A） 依照《国际安全管理规则》之规定持有有效的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B） 能由相应的船级社根据2001年1月1日颁布的《协会船籍条款》进行分级。
评析：该长句如直接翻译成 “由船公司或其商出具的、注明提单号及可证明如下情况船名的证明文件。”这样的翻译生涩难懂，读者难免混淆。由于本句的句末仍有附加说明的两个条件，因此该长句宜拆分成两个短句翻译，这样既保持了句子的结构平衡，又便于读者理解。
（3）重组法
在进行外贸单证主体内容的翻译时，经常遇到一些由结构复杂的短语和句子组合而成的条款，由于中西方在思维方式、商务习俗、贸易法规等方面的差异，在翻译这些内容时如果逐字翻译或无法厘清句子结构就会导致译文与原意有较大出入，从而产生不必要的商业纠纷。为了使译文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在理解英语原文的基础上可打破原文的句群、段落语言框架，对句子进行重新组合，并结合汉语商务文化和语言特点翻译。如：
The seller shall no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late delivery or non-delivery of the goods owing to generally recognized force majeure causes.
译文：由一般公认的不可抗力所造成的延迟交货或无法交货，卖方不负责任。
评析：此句把原文的被动语态the seller shall not be held按原句的语序翻译成了主动语态，在不改变原文主语的前提下，将被动变成主动，并且对语序进行重组，使译文符合单证文体的汉译习惯。
通过以上例句及分析不难看出，外贸单证英语作为商务英语文体形式之一，在实践中形成有别于其他文体的词句特征，而对其中的重点词汇与难点句型的理解、翻译更直接地决定信息输出的正确与否，是外贸工作中能否做到安全、及时收货和结汇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具体的单证教学实践中，应让学生了解外贸单证的词句特点，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学会针对不同的情况，运用合适的翻译方法，准确恰当地表达单证各项目和条款所承载的信息。
参考文献：
[1]胡安娜。信用证英语词汇特点及其翻译[J].经济研究导刊，2012，（18）：243.
[2]苏红。商务英语翻译教程[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8，第1版。
关键词：人际功能理论 语气 “负面消息”商务信函 翻译策略
1、引言
商务信函是指国际经贸活动中用以洽谈生意、磋商问题的函件。本文拟用传达负面消息的英文商务信函作为分析对象，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人际功能理论进行分析，探究其译文如何真实生动地再现原文文本的人际意义。
2、理论基础
Halliday提出的纯理功能包括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其中人际功能包括语气、情态和语调三个语义系统；在语法层面上，语言主要通过语气系统和情态系统来体现其人际功能[1]。本文拟从语气系统层面对传达负面信息的英文信函实例进行分析，探讨其人际功能和翻译策略。
3、实例分析
以下是买方拒绝与卖方建立业务关系的信函，本文将以此为例，从几个细化的角度进行分析，探究其如何实现人际功能以及运用哪些翻译策略。
原文：Gentlemen:
Your New Model, DONGFENG-3
We have duly received with many thanks your letter of July 15,1997, introducing to us your new manufacture, DONGFENG-3, in which we have very much interest. We, however,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we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enter into business relations with any firms in your country because we have already been appointed as an agent by a German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Company for the sale of their product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we are compelled to refrain from transacting with you at least until the agency contract expires. Of course, we filed your letter and catalog for our future reference, so we may not fail to contact you when we become free from the agency contract.
We thank you again and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our situation fully.
Yours very truly,
译文：先生们：
新型农用车“东风－3”
贵公司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五日函悉，非常感谢。来信介绍了你公司的产品“东风－3”，对此我们颇感兴趣。但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同贵国任何商行建立业务关系，因为我公司已经由一家德国汽车制造公司委派为他们的，推销他们的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在合同期满之前，我们不能同贵公司做买卖，这是迫不得已的。当然，你们的来信和产品目录已存档案，当我们终止已有的时，一定与贵公司联系。
再次感谢你们，并希望贵公司充分理解我们的处境。
3.1 从语气系统分析
语气由主语和限定成分构成 ,其中主语由名词性词组充当，而限定成分属动词词组的一部分。主语和限定成分之外的其余部分称作剩余部分，它包括谓语，补语和状语（或附加语）[1]。下面将从这三个方面对上述例文进行分析。
3.1.1 小句主语
传递负面信息的英文商务信函，如例文，大多用“We”作主语，,这样一方面突出信函的目的，即陈述不能接受业务合作的原因；另一方面使句子语气友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译文并没有将原文的的主语一一对应翻译过来，而是根据汉语的表达习惯，采取不同的主语来传递信函的信息以及蕴含的礼貌态度，达到了功能对等。
3.1.2 语气类型
系统功能语法的语气类型包括直陈式和命令式两种，英文负面消息商务信函多使用陈述语气，用来提供不满意或不能合作的信息，或是向对方发出命令或请求等。如例文中，全文共5句，全都是陈述句，译文也同样用陈述句传达收信人不能接受业务合作的原因及感激之情，语气委婉、客气，有利于以后业务关系的建立。
3.1.3 剩余部分-状语
小句剩余部分的状语包括情景状语、情态状语和连接状语。情态状语可分为语气状语和评述状语。其中，语气状语是语气成分的一部分，体现人际功能[2]。如例文中“… we have already been appointed as an agent …”的“already”一词，表明动作已经完成，体现了写信人想同对方合作但又无可奈何的心情，使收信人心理上易于接受。
连接状语通常出现在某些成分的边缘，如句首、句尾、主位和述位之间及语气与剩余成分之间，以有利于语篇的组织[1]。如例文中“We, however,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的“however”，出现在主位和述位之间，表达意义的转折，但并不表达人际功能。
4、结束语
本文通过从语气系统对传递负面消息的商务信函进行分析，探讨其实现人际功能的方式及翻译方法，发现传递负面消息的商务信函为实现其特定的交际目的，在语气上有其自身的语言特点：一般用 “we”作为小句主语；主要使用陈述句；传达人际功能的状语。传递负面消息的商务信函正是在语气上采取这些策略来表达写信人的观点、感情和态度，并试图影响收信人的态度和行为。
参考文献：
[1]胡壮麟，朱永生，张德录。系统功能语法概论[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105-126
2、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3、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4、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愿陛下矜悯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余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
5、译文：臣子李密陈言：我因命运不好，很早就遭遇到了不幸，刚出生六个月，父亲就弃我而死去。我四岁的时候，舅父强迫母亲改变了守节的志向。我的祖母刘氏，怜悯我年幼丧父，便亲自抚养。臣小的时候经常生病，九岁时不能走路。孤独无靠，一直到成人自立。既没有叔叔伯伯，又缺少兄弟，门庭衰微、福分浅薄，很晚才有儿子。在外面没有比较亲近的亲戚，在家里又没有照应门户的童仆，生活孤单没有依靠，只有和自己的身影相互慰问。
6、但祖母刘氏又早被疾病缠绕，常年卧床不起，我侍奉她吃饭喝药，从来就没有停止离开她。到了晋朝建立，我蒙受着清明的政治教化先前有名叫逵的太守，察举臣为孝廉后来又有名叫荣的刺史推举臣为优秀人才。臣因为供奉赡养祖母的事无人承担，辞谢不接受任命。朝廷又特地下了诏书，任命我为郎中，不久又蒙受国家恩命，任命我为太子的侍从。我凭借卑微低贱的身份，担当侍奉太子的职务，这实在不是我杀身所能报答朝廷的。我将以上苦衷上表报告，加以推辞不去就职。但是诏书急切严峻，责备我怠慢不敬。郡县长官逼迫我，催促我立刻上路；州县的长官登门督促，比流星坠落还要急迫。
7、我很想奉旨为皇上奔走效劳，但祖母刘氏又早被疾病缠绕，想要姑且顺从自己的私情，但报告申诉不被允许。我是进退两难，十分狼狈。我想晋朝是用孝道来治理天下的，凡是年老而德高的旧臣，尚且还受到怜悯养育，况且我孤单凄苦，程度更为严重呢。况且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蜀汉的官，担任过郎官职务，本来希图宦达，不顾惜名声节操。现在我是一个低贱的亡国俘虏，十分卑微浅陋，受到过分提拔，恩宠优厚，怎敢犹豫不决，有非分的企求呢？只是因为祖母刘氏寿命即将终了，气息微弱，生命垂危，早上不能想到晚上怎样。我如果没有祖母，无法达到今天的地位；祖母如果没有我的照料，也无法度过她的余生。祖孙二人，互相依靠而维持生命，因此我不能废止侍养祖母而远离。